三国魏王杯

 

    晋、南北朝时期，专门化的花具从食器中逐渐分化出来，首先出现了带托盘的青釉茶盏。盏托又称茶船、茶拓子，为承托茶盏，以防烫指之用具。据唐代李匡义《资暇录·茶拓子》记载：“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碟”字“石”换“木”]子承之。即啜而杯倾，及以蜡环[“碟”字“石”换“木”]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焉。”宋代程大昌《演繁露》也有类似之记录。据现有考古资料证明，托始于唐之说不确切。盏托是从托盘发展而来，东汉已有一盘托四至六只耳盏，以后逐渐减少，至东晋已出现一盏一托，南朝时，更普遍生产，成为当时风行的茶具。东晋、南北朝时期的茶盏，有盏与承托以釉相粘连和免盏热烫指，构思巧妙。这里收录的青釉连托盏，为东晋器物，耳盏和托盘以釉相互粘边，托盘为圆形敞口，浅腹，平底，通体施青釉，造型朴实雅致。青釉盏，托，为南朝器物，盏为直口，深腹，饼足；托为敞口，浅腹，饼足，内外划双勾线莲辨纹，均施青釉，纹饰清清晰自然，造型古朴大方。这时期的茶盏的显著特大多为饼足，底部露胎。虽然此时的茶具种类不多，但为唐宋以后茶具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茶具中除上述盏与托外，还有另一种我们常说的“茶壶”，但过去不吊壶，而称为“汽瓶”，是注水的容器。常见的鸡首汤瓶产生于三国末年至两晋时期，以越窑为多见，德清窑等瓷窑均有烧制，它的出现对唐宋以后壶的形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期的鸡首汤瓶多数是在小小的盘口瓶的肩部一侧置鸡首，尖嘴无颈。闭口的流为实心，仅起装饰作用。另一侧塑鸡尾，头尾前后对称。肩部置双系，腹部丰圆，全器宛如伏卧的鸡。器身施青釉，平底露胎。东晋时，瓶身略变大而高。颈部加长，鸡冠加高，鸡嘴由尖而改为圆，中空成管状，作流通入瓶内，鸡首已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装饰。相对的另一侧设圆股形把柄，上端贴于器口，下端连于上腹，肩部两侧置条形系。东晋中晚期在把手的上端又加饰龙头，有的双系平削成桥形，器型优美。到南朝时期，瓶形完全继承东晋的形制，但器腹明显高而丰，口缘成高洗口，颈变得比东晋瘦长，把柄也变粗而高，肩部置对称的平削桥形系，平底露胎，形态从秀美向实用演变。隋代鸡首瓶瓶身更加修长，颈亦细长，洗口增高，鸡首高昂作曲脖打鸣状，形象较前期生动，趋向写实。把柄仍保持南朝时的龙形贴饰，肩部双系出现新的形式，足部微外撇。隋、唐初期，越窑仍生产鸡首汤瓶而不见执瓶，唐中期以后，则多产执瓶，鸡首汤瓶少见。

 

    唐代茶具在中国茶具发展只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与其饮茶的传统及方式有相当大的关系。当时饮茶风尚极为盛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具的生产，尤其是产茶之地的瓷窑发展更加迅速，越州、婺州、邛州等地是既盛产茶，亦盛产瓷器的地方。这时直接用饮用的茶具为盏(陆羽在《茶经》中称为碗)，其器型较碗小，敞口浅腹，斜直壁，玉璧形足，最适于饮茶。由于盏制作精细，釉色莹润，因而广受瞩目。最负盛名的当为越窑盏和邢窑盏，可代表当时南青北白两大瓷系，均为当时的贡品。越窑盏和邢窑盏在造型风格上有明显的区别。越窑盏“口唇不卷，底卷而浅”，邢窑盏较厚重，外口没有凸起卷唇。唐代南方青瓷以越窑为代表，主要窑址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一带。越窑盏是陆羽在《茶经》中所推崇的窑器，并用“类玉”“类冰”来形容越窑盏的胎釉之美，在当时影响甚大，倡和颇多，如顾况《茶赋》：“舒铁如金鼎，越泥如玉这瓯”；孟郊《赁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韩[亻屋]《横塘》诗：“越瓯犀液发茶香”；许浑《晨起》诗：“越瓯秋水澄”；李群玉《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诗：“红炉炊霜枝，越瓯斟井华”等，都是赞颂越窑盏的名句。这里收录的越窑青釉盏，既是唐代最流行的式样，也是唐代越窑的大宗产品，均为典型的唐代器物。唐代越窑盏托托口一般较矮。浙江宁波市出土的一批唐代青瓷器，还有带托连烧的茶，托口沿卷曲作荷叶形，茶盏作花辨形。代表北方白瓷的主要生产地。唐代李肇《唐国史补》谈及邢窑盏口：“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白居易称“白瓷瓯甚洁。”释蛟然诗日：“素瓷雪白漂白沫香。”陆羽《茶经》也认为，邢窑盏“类银”“类雪”。这里收录的邢窑盏，广口，外卷唇，斜弧腹，玉璧形足，通体施白釉，造型灵巧，釉色淡雅。邢窑盏在陕西、河南、河北、湖南以至广东等地唐墓葬中常有出土，正说明了当日邢窑盏“天下通用之”的情况。晚唐时，茶盏的式样越来越多，有荷叶形、海棠式和葵辨瓣口形等，其足部已由玉璧形足改为圈足了。这里收录晚唐时期的越窑盏和邢窑盏，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器物，可与唐代早期的茶盏相比较。

 

 

    茶具除陶瓷制品外，还有金、银制品，1987年的陕西扶风法门增塔唐代地宫出土唐代皇室宫廷所使用的茶具品种。以金、银制成的茶具器皿更为富丽堂皇。这里收录的菊花形金盏，其口和腹均制成菊花瓣形，腹下敛，菊瓣形足外撇，盏心以菊花蕊装饰，器型如盛开的菊花，制作精美。花形银盏，花形口，花瓣形弧腹，腹下内敛，花瓣形高足外撇，口、足边沿均饰折权花卉，造型高贵典雅。以上两年器物，应为唐代宫廷或上层人物使用的茶盏。

 

    晚唐时茶具又产生新的变化，这与当时新兴的一种饮茶茶方法——“点茶法”有关。“点茶法”即先将茶末置于盏内，再以汤瓶煮水或盛沸水，先少量注入盏内，将茶末调成膏状，再以汤瓶煮水或盛沸水，先少量注入盏内，将茶末调成膏状，再持汤瓶向盏中冲注适量的沸水而成饮用的茶。向茶盏中冲注的动作称为“点”。点注特别讲究技巧，强调水流要顺畅，水量要适度，落水要准确。此法沿续至宋代最为鼎盛，一直处于饮茶的主导地位。作点茶用的汤瓶，形制为广口，高颈长腹，肩部由晋时的鸡首状流变成了管状或多棱状流，瓶口缘下与肩部之间设一曲形把。这时期的瓶口已由晋时的盘式口变成了撇式，有带系的，也有无系的，底部还是保持过去的平底沙胎，瓶的形体显得更加稳重端庄。这里收录的唐代长沙窑印花褐彩斑双系汤瓶，撇口，外卷唇，短颈，溜肩，筒身，平底，肩部两侧亦置八角形短流，相对处由颈至腹上部塑并条形曲柄，肩部两侧亦置并条形系。短流和双系下均贴印棕榈榈树及对鸟图案，并加褐彩装饰。外壁施青釉不到底，造型稳重大方，为典型的长沙窑器物，长沙窑出土的这类器物上还发现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诗句，可知当时此类器物称瓶(现称作壶或执壶)，当为煮或盛沸水向盏中点茶注汤用的汤瓶。这里还收录了长沙窑青釉横把汽瓶，其形制为广口，外卷唇，长颈，溜肩，高身，腹渐收，平底，肩部分别置管状短流和带式曲把。外壁施白釉不到底，造型轻盈秀巧，以上汤瓶虽然形制和产地不同，但都有其共同特点，即长身、肩部置短流、平底、施釉不到底，均是典型的唐代器物。

 

    唐代贮茶用具，陆羽《茶经》中虽然未见列出，但在唐代赵[王+“磷”左半]《因话录》卷五中，就有“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记载。这种用于贮茶的瓷瓶较为典型的是直口、丰肩、鼓腹、平底之盖罐。这里收录的越窑青釉刻花盖罐，器身刻以卷草纹，盖刻饰莲瓣纹，通体施青黄釉，为晚唐贮放茶末的器皿。

    五代时，汤瓶的器型发生了较多的变化，此时的式样，底部一改唐代的平底而为圈足，瓶的流较前代稍长，瓶身则以椭圆形为多。这里收录的越窑刻花鸡头汤瓶，为直口，溜肩，敛腹，圈足，肩部分别置鸡首流和鸡尾状把柄，通体施青釉，造型美观清秀。越窑刻花双系汤，为直口，高颈，折肩，圆腹，圈足，肩部分别置管状曲流和带式曲把，两侧塑对称花形系，通体施青釉，造型稳重端庄。值得一提的是，其流用刀修饰成尖角形，更易于在点茶注汤时控制水量和准确度，防止余水滴漏，设计更趋合理。用作饮器的茶盏茶托亦有作五瓣、六瓣的花瓣形。这里收录的越窑连托盘，盏与托相连，合二为一。盏为撇口，深直腹，下承托盘；托盘为敞口，浅腹，喇叭形高足，形体秀丽轻盈，为典型的五代越窑产品。

      中国是世界茶叶的主要产地，是茶的故乡，饮茶之习，古已有之。相传四千多年前，“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古称“茶”，由此可知茶在我国古代始于药用。茶不仅其味清香，而且能消暑解毒，理气顺食，提神助思，茶作为日常饮品，成为时尚，有其演变、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自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专门的器具——茶具。随着不同时代，不同饮茶习俗和方式方法的变化，茶具的形制亦不断有所改变。历代文献记载、绘画作品以及文物实物等等，都为我们今天区分各时期的茶具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且可以相互印证研究。有关茶具的文献记载很多，文物实物又以陶瓷器物居多。本书收录的中国历代茶具，基本可以贯穿于中国茶具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

   
　　据目前已知的文献记载，饮茶之习俗始于汉之蜀地和江南一带。汉代王褒《僮约》中有“烹茶尽具，[酉甫]已盖藏和“武阳买茶”等记载，证明早于汉代，作为饮料的茶已成为商品进行买卖了。早期饮茶并非如同今日，茶叶常配以姜、葱及其他食物混煮成汤或供药用。煮茶、饮茶因此还没有专用的器具，炊器、饮器多是一物多用，酒具、茶具基本通用，未见有明显的差异。据《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记载：“孙皓密赐茶[艹舛]以当酒”，说明三国时期已有以茶代酒来款待客人了。这里收录的青黄釉耳盏，平面作椭圆形，两侧附月形耳，腹较浅，平底，施青黄釉，造型古朴雅致。耳盏又称羽觞，还见有铜制和漆制品，常与托盘一起使用。直口、筒身、平底的青釉盏，内外遍施青釉，常见于江南地区陶瓷器中。以上两器物均为汉代饮器，在茶其未与其他饮具分化出来以前，均可兼作茶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