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通江县是唐宋茶叶的重要产区，历史悠久，生产量大，而且远销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地。茶叶管理机构的设置，有史可查的始于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这是与北宋当时的茶政分不开的。

　　北宋与辽、西夏战火连年，军费开支浩大，战马来源贫乏。熙宁七年（1074年），宋神宗派人在四川推行榷茶，先在成都府路和利州路开始，逐步推行到梓州路。在川（成都）、秦（甘肃天水）分别设立茶司和马司，专掌以茶易马事务。主管四川四路茶叶专卖和买马政务的总机构是设于成都的“提举茶场司”（简称“茶事司”），后改为“提举茶马司”（简称“茶马司”），在四川产茶州、军设置官办买茶场，所谓“提举茶马司”，《宋史·职官志》称：“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

　　通江茶叶机构的设置，就是在北宋“茶马贸易”和“以茶治边”的治国之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宋熙宁七年（1074年），“朝廷在通江设茶马司，通江茶叶行销甘陕，以茶易马。销售茶叶600担。”（《通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这就是说，北宋从实行榷茶制一开始，就在通江设立了相应的茶叶机构。

　　元蒙入主中原后，因其富有马匹，废止了茶马交易，边茶主要用土货进行交易，或者直接用银两购买，茶叶管理机构也就随着朝代的更替而裁撤。

　　明代初年，为了加强北部边防，遏制蒙古族的再起，朝廷恢复了茶马交易，规定川北保宁府所属州县的茶叶，全部实行专卖，运到西北边区的茶马司，用来买马，故称“马茶”。川北“马茶”的主要产区包括现在的巴中、通江、南江、宣汉、万源、开江等大巴山地区，所产之茶又被称为“巴茶”。产茶的府、州、县设立茶仓大使，专事管理和经办。

　　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溁泽县举人薛逻任通江茶仓大使……”负责以川茶易秦马之事，并且“遂家焉”。（清道光《通江县志·卷之六·职官志》）当时朝廷不仅在通江设立了茶仓大使，而且还建有专用的茶叶储备库，“旧茶仓在治东……”（清·道光《通江县志·卷之三·仓储》）

　　清代初年，四川茶叶贸易继续实行专卖和茶马交易，通江茶叶仍然是“岁输所入，佥民运本色，解陕边易马……”（清向阁《呈茶课》），朝廷在通江设立茶马御使，专事茶事督察、茶叶征购，解运陕西和甘肃，以川茶易秦马，并设巡茶公署监察督办。“巡茶公署在毛浴镇。”（清·李蕃《通江志略·卷十一·公署》）

　　清雍正年间，将边茶划分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通江县所生产的边茶（含条茶、金尖、金玉茶）属南路边茶，发“引”专销。至清中期，茶马贸易废止，茶引由户部统一颁发，在四川设盐茶道主管其事,通江县设盐茶道，专事盐茶税的征收。如：清道光二年（1822年），通江“原额每年行销本县腹引八百六十张，应征税课税银三百二十二两五钱，道光元年奉文分拨太平县腹引一百四十六张，归入太平县征解外，实存腹引七百一十四张，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征课银八十九两二钱五分，每张征税银二钱五分，共征税银一百七十八两五钱，俱起运盐茶道库，上纳。”（清·道光《通江县志·卷之三·赋税》）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民国政府在通江县成立合作指导室，与县府各科室并列，指导和管理通江各商业行会的经营贸易活动，时王经典任指导员。当时的茶叶生产，虽多由私家经营，但归属指导室指导和管理。

　　川陕苏维埃时期（1933——1935年），红四方面军初入通江时，设有总供给部经理处。1933年秋，改设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下设军需、粮秣、军械、被服、会计、出纳、保管和部务等科。主要是保障前线作战军需，保护地方商业经营活动和对外进行贸易。当时苏区的白木耳、桐油、生漆、茶叶、白蜡、猪鬃等运到陕西的汉中、西安，甚至重庆、武汉等地，又将白区购回的食盐、布匹、棉花、西药、电池以及枪支弹药运到苏区。并规定“茶叶、锅、煤炭、木耳、鸦片烟等皆得免税。”（《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1933年油印本）

　　建国以后，通江茶叶的生产和经营，开始纳入国家统一管理。